方耀熊的小女儿打来电话，是2014年11月22日。
　　
　　“今天凌晨1点半，我爸爸走了，可是他的愿望还没有完成。我们都急死了。”话筒那端的声音，喑哑焦急。
　　
　　没有人会为这种事情着急的。他们是急着把父亲的遗体捐献给国家。怎么办理，他们还不清楚。但，这是父亲生前最后的愿望。他们一定要完成。
　　
　　方耀熊的愿望，要不折不扣地完成。2007年，他和老伴将准备换购电梯房的100万元人民币积蓄捐赠给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时如此；2009年至今，他连续资助48名贫困大学生也是如此；2014年9月11日，这位82岁的老人被送进普陀区中心医院后许下遗愿时也是如此。
　　
　　“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看重遗体捐献的价值。他一定要把自己拥有的都回报出去。”方家小女儿在话筒里语速极快地说出了全家的请求，“可是我们都太舍不得他了，因此生前没有办好手续。现在还来得及吗？”
　　
　　闻讯而来的相关工作人员带着手续表格来到方老家中，破格办理了通常应在生前办理的遗体捐赠登记。
　　
　　在选择遗体的去向时，方老的至亲在数个机构中一眼看中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就让这位老战士，再回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去吧。”
　　
　　遗愿
　　
　　在入院两个月后，方耀熊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并不怕死。17岁参军、18岁入党，经历过湘南战役、成都剿匪。方耀熊最后随军进入西藏，他当过战士，也做过连副指导员。“一路进藏，一路铺路，翻越了13座雪山，很多战友就从我的身边倒在路上，再也没有起来。”
　　
　　2007年，方耀熊读报时看“他们牺牲时多么年轻。前一天还有说有笑地和我一起唱歌、学习，后一天就是白雪掩骨。而我活着。我常常想，我活着，也就是在继续他们未尽的生命。”曾与死亡一路随行过，方耀熊并不害怕它的到来。但他害怕，以自己不愿意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入院后，病危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尿毒症引发了肾衰竭，疼得钻心，老人痛不欲生。最后的治疗阶段，家人不能再进入ICU病房探望，每天只能打3分钟可视电话。方老就在话筒这端对老伴邓盛珍说：“我一身的病，恐怕来日无多，将我的躯体用于医学解剖之用，或许能帮助医生在未来更好地攻克肾脏疾病，这样也就能为社会再尽一点力了。”
　　
　　邓盛珍眼圈红了。她愿意帮方老实现愿望，又不想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街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闻讯赶到医院，愿意帮助方家办理手续。邓阿姨说：“再等等吧，兴许会好转呢？我们全家都支持方耀熊，主意定了是不会变的。但兴许他又能再撑一段呢？”
　　
　　幸福
　　
　　方耀熊定下的主意，是不会变的。
　　
　　老伴邓盛珍深知这一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熟谙老爸的为人。
　　
　　2007年，家里的小辈接到银行的求证电话，问老人忽然转账100万元，是否遭遇不法分子诈骗。急忙赶到父母家求证的子女，直到见到父亲才被告知，父母竟然瞒着他们，将积攒下来改善生活、换购电梯房的100万元捐赠给了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用于建希望小学。
　　
　　“没有想法？怎么可能，我们也是凡人啊。”小女儿说，“但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方耀熊的孩子。所以当老爸说‘自己穿好吃饱不是幸福，帮助别人才是幸福’时，我们不觉得好笑，我们懂。”
　　
　　出生于浙江永康农家的方耀熊，吃过没钱的苦。靠着外婆辛苦耕作两亩薄田，方耀熊才勉强读完了高小。眼见着不少同学升学，12岁的方耀熊却只能辍学在家。也怨、也哭，却无力改变。他在心中，把求学的种子牢牢埋下，“如果我有钱了，不仅要自己读书，也要资助像我一样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
　　
　　2007年，方耀熊读报时看见在长征路上捐建红军小学的倡议书，埋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瞬间被触发了。他激动地回家，和老伴商议后，他选择了援建红军长征路上的甘肃省合水县固城乡新庄小学、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上章村红军小学和江西省峡江县金江乡城上红军小学，并指定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建一所小学。前三处，是红军经过之地；后一处，是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这位“一下下”就捐出100万元的老人，对随后接踵而至的荣誉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善款如何使用较真得要命。那时候，几乎每隔一两周，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就会接到老人的电话：专款是否得到专用，援建中的小学工程进展如何，工程质量是否得到保证。“捐出去的每一分钱，我当然要盯紧，不能让这笔给孩子们受教育的钱，打了水漂！”
　　
　　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孩子们有了新校舍，写信邀请他去看看。这位当时就患有胃病、高血压、肾衰竭、慢性肝炎、关节病的老人，去楼下报箱取了这封信，然后拖着一天比一天浮肿的腿，爬上老楼的台阶，回家。
　　
　　无私
　　
　　他不愿意给受助者添麻烦，也不想让别人记得他。只有一次，方老见过他资助的对象。
　　
　　2010年，受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请来参观上海世博会的江西峡江县金江乡的城上红军小学校长张源鹏特意联系记者，再三嘱咐，“到上海的第一站一定要先去看望方老”。
　　
　　那一年的5月11日，第一次出远门的城上红军小学的10名师生踏出上海站，张源鹏和同事陈林峰老师无暇观光，直接来到方老家。
　　
　　衣着朴素的两位老师，拿出了一只精美异常的玻璃罐。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罐千纸鹤和幸运星，还有一卷卷各种色彩的小纸条。那是学校里的孩子们知道校长要来上海看方老而连夜折的。打开纸条，粉红的、浅蓝的，每一卷都是一句祝福的话——“祝方爷爷和邓奶奶身体健康”，“感谢方爷爷无私助学”。
　　
　　张源鹏向方老仔细介绍：这所占地仅11亩的小学原有的教室是平房，中间以土墙隔断。每逢下雨天，屋顶漏水，教师只能暂停上课，帮学生们挪挪桌子避开水柱后，再继续学习。得到捐款后，3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新刷的油漆，笔直的扶梯，还有供低年级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活动室。
　　
　　方耀熊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向来不想要人知道他的善举，连捐款留名都只写“一位老战士”。但当他得知这所小学位于3个县的交界处，许多学生每天跋山涉水赶20多里路前来上课时，方老又激动起来，连声说：“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能捐的太少了。”
　　
　　陈林峰说，因为方老的善举，许多人开始关心城上红军小学，有人捐来电脑，有人捐来体育器材，“虽然孩子们的就学、住宿条件还是很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因为有方老的善举，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信念
　　
　　“也许我能做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好一点点。”方耀熊说。
　　
　　离休后，他成了宜川街道离退休干部二支部的骨干。在他的影响下，这个老龄支部连续5年资助2名中学生、3名小学生直到学业结束。方老说：“我见过报上的一句话，很同意那个观点：带着财富死，是一种耻辱。能为社会的进步做些有意义的事，这才是财富该用的地方。”
　　
　　然而躺在病床上，方耀熊再也无力去挤公交车捐款了。宜川街道的工作人员去病房探视，看见方老的求生意志已经渐渐变得微弱，鼓励道：“您坚持一下，许多人患了肾衰竭，靠着透析还能存活很多年，我们社区里的人，都很想念您。”老人握握探视者的手，不说话。
　　
　　等到探视时间结束，大家都离开病房了。忽然身后的门打开了，护士探头叫了床号。“这一床的家属在不在？过来一下。”
　　
　　“哎呀，是我们家的。”正在说话的邓盛珍和女儿脸色一变，赶紧走过去。护士递出来一只空碗说：“病人刚刚起身，努力把饭吃完了。”
　　
　　一直没有哭的方家小女儿忽然哽咽了，回头张望着找到探视者说：“谢谢你们！爸爸一直相信组织，胜过相信亲人。一定是你们说了什么，所以爸爸肯吃饭了。我们劝了那么久都没用。你们一来，他就肯吃饭了。这是精神的力量。”
　　
　　她一直送访客到电梯口。电梯门合上的那一瞬，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从脸颊上滚落。
　　
　　就这样，看到方老情况好转后，已经同意了方老遗愿的家人，又把遗体捐献的事情搁置了下来。
　　
　　但在2014年11月22日凌晨，方老的病情忽然恶化。这位从来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的老人，临终前重申，希望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之用。
　　
　　延续
　　
　　2014年11月24日，下午3点，大雨。
　　
　　雨中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里，一块小得不起眼的指示牌上用毛笔字写着“方耀熊同志告别会”。
　　
　　一楼的告别厅里，方耀熊静静地躺在花丛中，他将从这里出发，继续去实现生命的另一种价值。小小的房间里，关于方老的挽联也格外简单——“溘然辞世捐遗躯;贡献医学永不朽。”这里的一切都符合他生前的愿望，一切，都是朴素的。
　　
　　方家大女儿在家属致答谢辞时，诉说了方老最后的岁月里的一个小细节：病重阶段，由于双脚浮肿，方老已经没有办法穿鞋了。勉强穿上拖鞋，都会钻心地疼。看不下去的老伴鼓励他去买一双新鞋。但看到新鞋标价300多元，方耀熊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最终在邓盛珍的坚持下，方耀熊买了新鞋，穿上的那一瞬，他紧紧皱着的眉头展开了，“好舒服！”他说，“但太贵了。”大女儿对着身后父亲的遗体扬声说：“可是爸爸啊，您当年划出100万元去捐款助学时，可是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啊！您就是这样的人。您就穿着这双一生中最昂贵的鞋上路吧，我相信那是去往天堂的路。”
　　
　　小小的厅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安睡着的方耀熊，还是倔强地扬着下巴，抿着嘴唇，好像为说服了家人、实现了心愿而感到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