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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慈善是一种情怀 不是赎罪
时间:2013-12-23 作者: [ ] 浏览次数: [打印] [关闭] [ 收藏]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杜维明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儒商,据你看,儒商的出现将是大势所趋吗?

黄怒波:希望是。希望中国能提倡儒商理论,但一定要研究儒商是什么,千万别把胡雪岩当成儒商。我们都在往儒商的方向努力,这也是走向儒商的必经过程,应该提倡。我认为,新教伦理已经不能涵盖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了。金融危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它不能抑制人的贪婪,反而导致人越来越贪婪,这就产生了总体性的危机。过去没有恐怖主义,现在遍地都是,极右翼都在起来,生态危机也无法避免。人类越是发展就越是在消灭自己,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困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跟西方学来的,那么,人类该往哪里走?走不出来。我们从哪里寻找出路?我觉得应该回到儒家的伦理,重新理解仁义礼智信。西方的新教伦理已经走到头了,这个体系不能支撑下去了,一定会在东方找到出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以非现代性的眼睛考察现代世界的一切”。

黄怒波:尼采一直讲超人,到了熊彼特那里就是指企业家,资本主义的精华就是企业家。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是从尼采的毁灭性创新发展过来的。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现在这一代企业家都是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但是在动物性一面和人性的一面,要回到儒家的伦理上来。这应是东方给人类提供的精神范本。

儒商不一定非得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只要有天下情怀,就是儒商。我们不光要理性,还要回到感性上来。所以对于启蒙,第一不能简单否认,第二不能不清理。现在很多人,像秦晓就说启蒙万岁,这是很幼稚的。在中国怎么启蒙,后果可能就是强权。所以要回到道德上来,儒家的东西可不是强迫的,它不是法治,是伦理,是解决精神问题的。把市场经济的制度和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这可能是人类的出路。所以我提倡儒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商业伦理已经走不通了?

黄怒波:西方的企业伦理是不行的。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读商学院的案例都倒掉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基本都不能用了,因为那些大企业都倒闭了,作恶的也都是他们,这说明他们失败了。我们可是学着他们成长的,学的就是他们的案例。现在,老师都死了,我们怎么办?说明他们奉行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历史上,你认可的儒商有哪些?

黄怒波:我的结论是,除了子贡没有儒商。商人的前提是,必须有市场经济,商人是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处于战乱,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那时的商人是自由的,商业靠市场。所以子贡是真正的儒商,但后来的商人就都不是了,都是官商勾结。

从秦朝到清朝,比如盐的经营都是国家规定的,所以那时没有市场经济,也就谈不上商人,更谈不上儒商。像胡雪岩、盛宣怀等人,都是官商勾结,都有几品顶戴。真正的儒商出现,只有现在,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儒商。儒商不可能出现在体制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据你了解,从“土豪”向儒商转变的多吗?

黄怒波:企业家当中也有很多人在回归文化。我为什么要提倡儒商?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能够回到商业伦理上来,探讨当下中国企业家下一步的责任,而不光是挣钱。我们是从旧体制出来的,又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股东利益第一,照我说,应该是社会利益第一。我们这么过来的企业家群体,都应该变成儒商。

现在社会的英雄就是企业家,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家地位高的原因。儒商应该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代表。虽然绝大部分企业家成为不了儒商,但是企业家们真的都在往儒商的方向努力,都在思考研究儒商,都在升华。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以慈善为平台参与社会、推动社会事务,你怎么看企业家的推动力量?

黄怒波:像中国的企业家做这么多慈善,但有意识做慈善的国家真的不多。西方国家的慈善是靠制度,比如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企业捐赠反而让其利润更大化,因为过了这个度,税就可能是90%,所以必须捐。你要是不捐,你的税就很重。不客气地讲,西方的慈善是社会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平衡社会财富的办法,西方社会是完整的社会。中国的苛捐杂税是搜刮老百姓财富的,中国社会从来不让民间富。所以现在刚富起来,问题都出来了。下一步要收遗产税,再收别的税,让你富不起来。中国什么时候民间富过?没有。所以还不如向西方学习,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让民间的财富平均化、公平化。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就限制了企业家的创新和对慈善的热情。

黄怒波:对。但是反过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即使遇到这么多困难,还自觉地在做慈善,真的挺不容易。我们一方面为能不能活下去,天天在斗争;一方面不停地在捐钱、做慈善。中国这一代企业家的情怀真的很深,很多人说做慈善是赎罪,不对。我们这代人是从那个体制过来的,都受过苦,跟着国家受过难,所以现在会下意识地说,我富了,我得感恩,还给社会。普遍都是这样。

但到下一代企业家,就未必了。他们做慈善,当然也有社会责任的因素,但是没有情怀。我们这代人有天下情怀,在中国企业历史上就是一个标杆,以后的人不会再有我们这代人的情怀,他们是商人,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你想想,我们多难啊,多少人惦记着我们的财富,多少人惦记着干掉我们。你看“打黑”,一打就打掉多少人。现在知道打冤了,但是财产就算还回来又能怎样?一个企业已经完了,甚至被杀掉了。应该说,这个时代的这代企业家很了不起,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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