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讯“中国公益论坛2013”于2013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在公益论坛闭幕式暨财经年会开幕式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比尔·克林顿：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王波明总裁他热情洋溢的介绍，也要感谢《财经》杂志，感谢中国公益论坛，我相信财讯传媒[0.00%]集团和所有人对我的演讲感兴趣，接下来我会接受大家的问题，我非常喜欢大家的问题，这种互动我是非常喜欢的，即使大家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毕竟我们是讨论了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体，因此我会尽可能多留时间给大家提问。但是我被要求做的是，我想谈一下中国的公益，而且谈一下中国公益的背景，经济迅猛发展，公益的目标是什么？他要实现什么，以及他跟美国可以做什么样的比较。我看到了我的老朋友骆家辉，美国驻华大使，谢谢您今天出席，谢谢您为我们国家的服务。

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说，第一个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是创生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建立之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宪法出台之前，这是一个自愿的组织，在我们的第一个首都费城，这是我们国家创始人创立的，直到今天他还是世界上慈善的一个榜样。我们现在还有消防队，很多的建筑物到今天还会着火，十七世纪的时候政府的资金并不够进行消防工作，而且消防工作不可能成为一个生意，不能赚钱，并不能建立一个消防队进行赚钱，因为当时的房屋都是木质的，消防队可能要跑很远的地方，跑到的时候可能火已经把房屋烧成灰烬了，因为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填补这样的空缺。今天我们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的，比如赈灾的慈善组织，中国政府最近也捐赠给菲律宾很多的资金，在菲律宾遭受台风的侵袭，很多生命丧生了。我自从离开了白宫，花很多时间对赈灾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跟老布什都是在海啸、飓风发生以后做很多工作，我们作为慈善和社会组织为政府填补很多赈灾的空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会发生，比如在美国，以及在加拿大和我们的邻国墨西哥，以及在全世界我们都看到，现在又专门成立了组织，他们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智障者。政府如果他的能力不足我们就需要NGO给他们提供服务，有时候NGO提供的服务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对女孩子和儿童的人口贩卖。NGO做的工作非常的杰出，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和自愿组织采取这种行动，工作非常有成效。因此我让大家想一想，之后我会谈下一个话题，越来越多的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慈善组织液在做其他的事情，不光是填补空缺，不光是帮助那些得不到帮助的人。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用更低的成本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总是跟人们说，我特别喜欢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因为在我政治生涯的那些年头里，人们争论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建议做些什么事？我知道你们刚刚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做了一些放松，你们准备终止劳教制度，而且进一步开放经济，同时你们也承诺在环境方面，控制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符合国家更长远的利益，在医疗保健也会有新的举措。在美国我们也在争论有关是不是降低税收的标准，这都是在政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你建议做什么事情，需要多少的钱。但是作为慈善非政府组织你可以关注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是这样的问题，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多少钱，或者你没有钱，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有好的意愿，你想带来真实的变化，怎么带来变化？如果你仔细考虑，慈善团队他们非常适合回答如何做这样一个话题，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环境，有非常真实的原因，跟公司不一样，他们不是要赚钱的，他们只是想保持负债平衡，不像政治家们，他们不害怕失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知道如何做，必须要冒险，必须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不灵你要告诉投资者说这不灵。但是我学到了新的经验，我可以试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相信在我们新的世界中，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能够为那些人赋予权利，让他们有更大的权利帮助自己来回答怎样的问题，以及解决所有这些顽固的难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互联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互联的时代，不仅是资本，不仅是资源跨国界的流动，只要你能想到的技术和信息都会跨国界流动。好消息就是，一个8、9岁的北京小孩子上网来学习我当年上大学才能学到的知识。而坏消息是，一个非常有中气的人，比如他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山区，一个生气的人知道如何上网选择杀死一个人，成本又很低。再举两个例子，他代表我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所有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这一点，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分享这个未来。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祝福，充满了优势，我们这些优势和资源使人脱离了贫困。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机会可以旅游，可以受教育，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在发生。证据就是在我们这个房间中每一个人身上都能体现出来，今天你之所以在这个房间内听我演讲，它后面的因素都是我们互联世界中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世界一半人口仍然每天的生活成本是少于2美元。今天早晨习近平主席跟我说，中国有一亿人每天生活成本是一美元，甚至更少，所以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有很大的贫富差距，比如有10亿人没有接触到干净的水源，有很多人无法接触到卫生设备，很多人死于肺结核、疟疾、爱滋病、痢疾等等，都是因为水源不干净，这都是穷人所困扰的问题。

我们这个世界差距非常之大，全世界有数千亿人无法上学，数亿人上的学基本上没有老师也没有资源，无法接触到书籍，无法接触到电脑，即使在富国，比如美国，美国家庭收入的宗旨，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后，不仅仅是受到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那之前我们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他们其实并不提供多少的工作机会，而且这些大多数的经济收入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这种集中化程度如果太高了，他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是必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想奖励那些勤奋工作的人，想奖励那些有管理经验，有管理能力的人，那些能够为其他人创造新机会的人。但是如果贫富现象不平等，你的收入更少，更少的人会有能力教自己的孩子，这个国家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二十一世纪的核心就在于你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这个经济成果又被全民所分享，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福利。

另外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世界的不稳定性，大家看到金融危机很抱歉是从美国开始的，波及到英国、爱尔兰，传播到全世界，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失去了3500万的工作，因为美国消费者没有钱买中国的产品了。如果稳定性特别严重，这也会限制经济发展。因此二百年以来，基本上金融危机是十年以后才能恢复，因为大家一旦受了惊吓，他们就不希望再承担风险。他们仅仅抓住自己身边的东西，对未来有一些担忧。中国在众多国家之前就恢复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在恢复的最前期，在我们国内进行了经济复苏，而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复苏。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中，我们必须要处理如何分享繁荣的问题，如果减少平等和不平等的现象，我们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加公平，更加有活力的学社会，减少不平衡。最后，我们气候正在变化，我们本地的资源在全世界各地都很贫困，因此中国现在为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中国的工程师和中国的环境保护者认为南水北调的工程会有问题，因为本地的资源也有限制，他可能会成功，但他可能也会使两条河的喝水都干涸。这些资源方面的决策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因为我出身于一个农场，所以我对这方面有经验。我在这里这样说，我相信我们必须要努力和别人以正面的形式来分享资源，但同时我们肯定也会以负面的形式分享一些情况和灾难，因为在未来我们有共同的机会，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社区。当美国和中国合作的时候，共同避免朝鲜核危机时就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正面的合作方式，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更加前进，做更多正面的合作，不仅是通过政府合作，同时也要通过民间的合作。

最后，请允许我说最后一点。如果你放眼全世界，人们不管在哪里合作，以创意方法合作都会有好的成果，不管这个国家是穷国、富国还是中间的国家，都是这样。在我们南方邻居墨西哥，过去十年间他们是两个国家其中的一个，他们的经济增长了，不平等性下降了。墨西哥每年贡献工科毕业生跟美国差不多，尽管墨西哥的规模是美国差不多的一半，每年墨西哥总统和两个反对党的党魁他们坐在一起设置他们的政治议程，经济议程，他们使民营部门也能够参与，共同讨论。他们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同意彼此，不是的，他们在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一直增长下去。我相信大家会看到更多此类的现象，当大家坐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就会有好的后果。我当时是总统的时候，我和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共同合作，使中国能加入WTO。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关于贸易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难道我们两个海军互动，我们两国互相抗议彼此吗？我们现在经济情况都比较严峻，我们肯定在贸易和经济上有分歧，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故事，当你共享未来的时候肯定会在某些地方有不同意的意见，所以你才要坐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当我的基金会来到中国，六年间帮助中国建立农村的艾滋反应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卫生部给我们基金会办公地点，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有专长，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谢谢你，我们不需要你们了，我们自己可以做了，然后我就离开了到了其他地区重新开始。几天前在缅甸，他们让我做同样的事情，当大家坐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就会有好的成果，当大家打仗的时候有人会赢，有人会输，但是最终两方都不会好。

我去年读了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们对地球的社会征服》，他的作者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微生物学家威尔森，他已经90岁了。从书中我学到了，生活在地球上蚂蚁的数量比全世界人口的数量还要大，因为全世界有70亿人，如果你把全世界蚂蚁的重量放在一起比全世界人的重量还要重。他这本书的结论是，他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已经工作了一生，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会评论家，他追溯了不仅仅是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生物的历史。根据我们地理年份追溯的历史，他说你如果真正肯我们地球的历史会发现，唯独取得胜利生存的种族，就是那些会合作的种族，比如白蚁、蚂蚁、蜜蜂和人类。他讲了一个笑话，蚂蚁在非洲雨林和南美的雨林中它们被天地所追杀，它们当时能够感觉到自己会被杀了，有一些蚂蚁爬到最高的草叶上来牺牲自己让其他的同伴有时间逃跑。白蚁它们生活在温暖的地方，它们生活在地下，它们在地上挖五个孔，它们只从一个孔中进出，其它的四个当做空调用。同时也不会使用破坏环境的化学品，也不用氟利昂。他其实想说的是，人类是合作的物种，因为人有意识，人类有意识的做事情，因为他们有意识，他们有心，他们有正确和错误的观点，他们对其他的人类有同情心。因为我们比其他的物种要聪明，所以我们会很傲慢，我们很自私，同时我们认为比能做的还要多。

我其实很乐观，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继续合作，假如说我们变成个别的派别我们会发生一些纷争，但如果我们合作各种观点会彼此加强，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不是要实现是一个政治的目标，或者是一个经济的目标，而是使我们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使未来有更多的和平，为人类历史写下精彩的一笔。谢谢！

王波明：谢谢总统先生，为什么我把您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我为什么把您介绍是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为什么不用比尔。

克林顿：因为我是一个小城镇长大的，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出生了，那时候如果你要用很长的名字，别人会觉得你很傲慢，如果你用很长的名字别人不愿意跟你说话了，所以我们把名字尽可能简短，用第一个名字会很简短，这样给我们一些粗犷之气，使得我们能够彼此相待，这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相待。

王波明：我叫你比尔，不叫你威廉了。

克林顿：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多数人在我政治生涯都叫比尔，你作为政治家别人还会给你起外号。

王波明：我们准备了这一节互动的环节，我们现在《财经》也有非常好的数字平台，像微博等等。昨天我们推出了我们的微博平台，现在看到有千万的用户已经登录到了我们的平台，而且问了几千个问题，当然这几千个问题你是无法都回答的。

克林顿：我如果回答4000个问题大家都要睡着了。

王波明：这些问题来自全国各地，有的甚至来自于偏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来自成都市在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成都，你也听说过川菜是非常有名的。他问您一个问题，他想知道，我知道您是美国最聪明的总统，我还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在电视上提出增加预算，你在广告词里说要增加预算。因此这位网友问您了一个问题，美国政府赤字的问题。

克林顿：如果你要把赤字变成一个正数字，中国人不用担心债务违约的问题了。你们中国购买了我们2.5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样使得我们减税有了机会，在好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应该把预算跟债务进行平衡。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全世界如果你想长期预算平衡，而且你想经济强劲需要有三点。

第一，你的政府目标有哪些，政府目标要清晰，取得清晰的目标以后必须要对支出进行控制，因为你有很多的支出。你还要有足够的数字保证经济是增长的，对于大一点的国家，老一点的国家，你要保证1%到2%GDP的增长，才能够使你的预算平衡，3%当然更好。如果遇到了危机，比如金融危机，你的预算想平衡就很困难，而且在危机中情形会变的更糟，因为我们知道利率已经比通货膨胀低了。如果利率比通胀更低，你要减少支出，你的收入从哪儿来？你需要私营部门投资产生就业，使得收入增加，使得经济能够上升。因此从短期来说，我觉得对于美国最好的方法是要在时间里把这些赤字取消造成一种效应，使得我们实现2%GDP的增长，这样就会让我们看到赤字下降，收入会增加。美国一直没有很大的赤字，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时候开始要在国防上投入支出，我们税收的水平非常高，如果要降低税率又会减少我们的收入，所以从1981年到1993年，我们看到这个赤字上升到4万亿，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使他下降取得更大的平衡。我们又进入另外一种经济的理论，我们要开始照料老年人，人们看到我们一开始所创生的概念和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差异。我们觉得这种挑战也会来到中国，但是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我们生长的环境看欧洲、日本、美国，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十年前生产力由于技术的驱动是上升的，收入也增加，就业也增加。当我当总统的时候我们的增长是很兴旺，通过IT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所以我要保证这种好处让全国所获得，所得各个行业都能够从高新技术行业里获得好处。因此，IT在九十年代为我们提供了8%的就业率，为我们国家收入提供了30%，这样使美国人民能够贡献这种昌盛。我们需要改变工作结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工作越来越难，因为你现在劳动生产率增加，你不见得生产率增加了会提高更多就业机会，因此对于国会和总统他们在争论该怎么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在先进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你必须要关注高新技术，积极的创业，位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机会，尤其在美国，我们必须追求一些机会，给中年人，比如他们有六到一年失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因为他们还有15到20年工作的年龄，这样他们对子女才不会变成负担，他们也想工作，但是经济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愿意帮助美国政府减少赤字，要减少债务，如果降低不了利率你是带来不了好处，关键是你要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王波明：我知道在美国你领导了一个非常让人叹为观止的经济上升期。第二个问题要问您的是关于斯诺登的问题，中国被美国所谴责，说中国是美国网络空间的一个安全威胁。可是我们后来发现美国成了一个安全的威胁，因为他对美国一些首脑，包括对默克尔进行监听，你怎么评论？

克林顿：我觉得中美两国应该彼此诚实的告诉对方我们到底在监听什么，这是我的答案。我是这么想的，美国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控制，现在电话、短信、邮件的量越来越多，因此美国政府需要监测某些个电话号码有一些可以的迹象，有一些电话号码似乎跟恐怖主义的行为有联系的，因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他要决定什么时候监听电话、短信、电子邮件，谁来做这个决定？决定权在谁的手里，这是关键的问题。斯诺登他觉得自己做的过分了，但是他不能够抱怨的是，我们的安全工作做的很好，因为他是个年轻人，他只是给政府工作了六个月，他知道有700人得到了政府的政治审查，我们既没有隐私也没有安全感，大家都在笑，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政府可能会被迫更加的坦诚说自己在做什么，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必须要更诚实，必须更加紧密的合作才能够保护正当、合法的隐私。同时我们应该保留能力，探测那些通信的规律，预测未来恐怖活动发布的情况。当年我们那些情况都特别间，在我二十年前当总统的时候，大家知道互联网上有多少个网站？有50个网站，我今天在这儿讲了一个小时，全世界已经建立了数百个网站，当时连手机都非常的沉，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内，各国政府必须对本国的国民更加的坦诚，告诉本国国民政治想监视的是什么，政府想保护是什么隐私，必须保证自己的国民要做到这一点。我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他分析的数据和我们分析的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花更多的钱把各个信息分割开，因此他们增加了那些保护隐私的机会，即便他们能够探测沟通、通讯的规律，能够预防恐怖主义。起码因为斯诺登的事件，我们大家现在都开始思考隐私和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此做更多的。美国、中国和其他人都必须要对彼此更加坦诚，对我们自己的人民要更加坦诚，告诉他们我们到底要监视的是什么。如果你既想要安全又想要隐私，我认为你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不可能再单打独斗的，因为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种辩论使我们大家更加坦诚了。

王波明：下面的问题是跟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有关的，几年前您的国务卿希拉里她有了重返亚洲的战略，那些中国的邻国他们其实都比较激动，他们对中国的立场，比如日本、越南，有很多人觉得越来越骚动，请您评论一下重返亚洲的战略。

克林顿：首先，和我交谈的那些人他们都认为很倾向于美国，其实并没有逃离中国，逃离亚洲，因为他们都很高兴，美国仍然和亚洲共繁荣，更进退，因为美国在亚洲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明年中国会举办APEC，APEC的会议二十年前是我启动的，所以媒体报道的倾向和偏见，好像说我们想经济上压制中国，这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亚洲不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他是经济和全球进行融合。同时，他的经济也会是全球最大的那一部分，有很多来自亚洲国家的人，他们都应该共同努力保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我们和中国进行了合作，比如朝鲜核问题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我们相信这些争端也许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岛屿争端，比如湄公河中国建水坝会不会影响下游或东南亚的国家，中国南海资源问题这些都要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以全球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我并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我认为如果美国军事和外交上都撤出亚洲是不明智，是错误的，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如果我是中国，我会很高兴美国最近刚刚跟日本重新签订了安全协议，能够让你们看到，由美国加入我们尽量避免在未来发生冲突。如果日本重启经济，虽然现在还不太明朗，但是我比较赞同安倍首相的经济政策，如果日本的经济能够再次腾飞，使日本女性参加工作，日本的经济就会持续增长二十年，日本的GDP也会大幅度增长。当然，他们没有像中国的这些政策，为二十年日本可能依赖的是移民政策。同时，我们的未来都是共享的，我们不希望日本和中国之间出现矛盾，我们希望这些矛盾要埋在过去，不希望在未来出现，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帮你们一把。希拉里的确她推动了重返亚洲的战略，但是她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希望在亚洲共同建立一个共享的未来，在共享的未来中我们大家都是赢家，不要有一部分是赢家，一部分是输家，这就是我们说的分享繁荣。

王波明：我只有时间问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李亦非女士问的，她想问，您可不可以说一下在未来你会成为美国第一郎君。

克林顿：如果我知道答案我也不会说的，但是我诚实的跟大家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认真的回答您，如果我太太想去选总统我会支持他，我认为她是我共事过的最能干的公务员，当时跟她求婚的时候说她不应该嫁给我，她说我愿意嫁给你不是没有说服力吗。我跟她说，我爱你，想娶你，但是你不应该嫁给我，因为你的能力比我强，你应该回伊利诺斯州竞选职位。她当时笑我了，她说大家都不会为我投票的，因为我只是一个脾气坏的女人，这是四十年前，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42年前。这是我当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对我说了两次“不”，我必须向她求婚三次才可以，所以她想竞选总统我会支持她。但是如果有一些原因她不想竞选，我也支持她。

对我们来说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还感觉到自己还很年轻，很有活力。其实并不是我们说我们有什么野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下一代，如果她想当一个好总统，可能是因为她现在所谓的抱负比35年前低了一些，她现在关心的是我们能为世界做出什么。我希望能够在我一生中美国出一位女性总统，对世界来说，对美国来说这都是个好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不是要竞选。在政治中没有确定的事物，有人赢，有人会输，大家都不知道确切的事情。但是我要重述，她是我共事过最能干的人，1971年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相信，今天我还仍然这样相信。

王波明：比尔，谢谢你今天的演讲和访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克林顿总统。